● 註：本篇截錄自筆者碩士學位論文─《臺灣漫畫審查現象及其對國內漫畫發展影響之研究》，為免觸法，欲轉引者請詳明出處。
客觀來說，由於民國64年以後，日本漫畫的送審與出版已然有其法源，可以通過審查是個極為自然的結果，因此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這時已經變成了國立編譯館為什麼開放日本漫畫送審、使其就地合法，而不是去觀注通過審查、得以發行的漫畫作者國籍如何。畢竟一如上述所言，這時日本漫畫雖然已經可以光明正大的以外稿之姿送審，但此間會不會仍有出版業者假國人名義操作，造成審查者原先以為的國人作品，經讀者驗明正身以後才發現是盜版漫畫的情況，終究都是一個未知數。有鑑於此，在瞭解了盜版漫畫得以藉由水貨、重描等實務方式完成取得與出版以後，以下將根據江治華本人的說法，嘗試分析當年國立編譯館開放日本作品送審的理由與態度。
對於開放日本漫畫送審的原因，江治華提道：
國立編譯館對譯稿一時未加限制，理由有三：
－ 限制外稿送審數量，在法令上似無根據。
－ 開放外稿進口，有激勵出版商提高出版品質的功能。
－ 有提高兒童閱讀有益之連環圖畫之興趣，
促進他們吸收科學知識、啟迪其心智之功。
雖然乍看之下頗為合理，似乎審查單位是以出版業界與兒童教育為考量，才做出了開放日本漫畫送審的決定；但逐一檢視，這樣的說法其實卻異常矛盾。首先，對於身為政府單位，有能力制定與推展一系列「漫畫審查制度」的國立編譯館來說，儘管一時之間難以斷定為什麼會使用這樣的理由，但所謂的沒有法源根據，卻很明顯是一句語焉不詳的搪塞。試觀自民國56年，審查業務移交以後所一再訂立與頒行的審查補充條文，若說無法限制外稿數量的原因在於沒有法理依據，只怕令人啼笑皆非。
再者，雖然無論引文中「出版品質」是指內容或書籍本身，就我國當時的漫畫發展而言，的確都有再進步的空間；但由於並非外稿就代表作品素質的內外俱佳，因此引文中認為外稿可以激勵素質提升的說法，其實還是一種十分模糊的邏輯。再加上隨著日本漫畫的流通，坊間後來也出現了批評盜版作品內容與印刷等製作問題的聲音，此間的矛盾，可見一斑。其三，儘管開放日本漫畫送審與出版，確實有助於提升兒童對連環圖畫的興趣；但客觀來看，吸收科學知識、啟迪心智等影響，與日本漫畫的上市、閱讀興趣的提升之間，卻並不一定有其必然的因果關聯。閱讀漫畫固然可能因為作品的內容而吸收知識、啟迪心智；但有興趣閱讀漫畫，卻並不代表能夠直接接觸這些作品、產生這些結果。更何況這裡所謂對兒童有良性幫助的外稿，其實也正好才在本文的註252之中，被江治華認為內容有不合乎國情的可能，必須從嚴審理，由此可見，這種將外稿的開放動機解釋為教育考量的說法，終究還是無法言之成理。
暫且先擱下江治華與國立編譯館的不知所云，洪德麟在《臺灣漫畫閱覽》中的說法，對照而論，其實相當值得玩味。書中提道：
國立編譯館的漫畫審查制度，使臺灣漫畫市場至一九七０年代初走到盡頭。
一九七五年，國立編譯館主事者眼見漫畫創作景況蕭條而開放日本漫畫送審。
由此可見，當年國立編譯館開放日本漫畫送審的原因，其實是為了挽救國內幾近停擺的漫畫市場。儘管這樣仍不足以全盤解釋解禁的動機，但與江治華的說法一併參看，卻至少可以理出一個思考方向的雛型。也就是國立編譯館其實並不希望國內的漫畫市場就此終結，所以才態度丕變，著手進行日本漫畫的開放與審理。從國家整體的角度來看，由於政府單位的業務執行終究聽命於國家，因此國立編譯館的外稿處理態度，無非也同樣代表了政府對於外稿的處理態度。於是真正不希望國內漫畫市場終結的其實是政府當局，而當年江治華在受訪過程中的另一段談話，無疑也正好印證了這樣的推論。
除了上述引文的三點理由之外，在國立編譯館關於外稿問題的內部會議中，江治華本人其實也另外提出了四點必須限制外稿的理由，以及如何調配外稿比例的配套措施。不過由於這些意見後來並沒有獲得通過，因此才造成了後來國內外稿件越來越數量失衡的情況。〈連環圖畫審查制度的功過是非 － 訪國立編譯館編審江治華先生〉中記錄道：
不過，當時本人也發現了譯稿充斥市場的問題，而提案討論是否應加以限制。本人所提加以限制的理由有四：
－ 在觀念上，如市面上皆是譯稿，實有損國人之自尊。
－ 恐怕將使兒童失去自信心。
－ 太多的外國漫畫書，將影響孩子們的思想，影響民族精神及氣質。
－ 大量引進外稿，將影響國內繪畫從業人員之創作興趣。
我提的案子是希望出版商每送出兩本創作稿（自繪稿）來審查，
才准加送一本譯稿。當時這個案子受到很多人熱烈討論。
李懷程委員認為，如果創作稿好，自然可減少外稿，
因此在不違背我國審查原則之下，似不必採取保護政策。
李委員也指出了一個原則，就是儘量把外稿「中國化」，
「中國化」之後才出版，對兒童的自信心就沒有妨礙了。
許鄧璞、高樹生、馮紹焜諸先生，皆認為譯稿太多，應該加以限制，
戴厚夫認為著作是採取互惠的辦法，限制外稿中譯，
可能影響我們書籍行銷國外。
洪炎秋先生則認為，加強審查即可，其他不必多做干涉。
與會人員最後做成了決議，認為應該加強輔導創作稿的出版，
並在口頭上勸導書商減少譯印外稿，同時嚴格審查譯稿內容。
從引文可以發現，面對當時市面上盜版作品的流通情況，國立編譯館並未真的渾然不知。李懷程的發言甚至還透露了審查單位或許本來就知道有「重描」模式的存在，只不過因為既已開放了外稿送審，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當中的盜版意義，反而將之作為一種修正稿件的方法了。平心而論，在這場內部會議所產生的意見分歧當中，反對限制外稿的說法與邏輯，其實大多有其顯而易見的牽強。例如李懷程所謂本土作品可以藉自我提升而淘汰外稿的說法，儘管看似合情合理，但就實際情況來看，其實並沒有什麼意義。當年國內的漫畫市場之所以會如此衰退，主要的原因，便是在於黃金時代以後，內容題材與創作者的同質性過高，令本土作品逐漸喪失吸引讀者的能力。再加上「漫畫審查制度」隨後所帶來的強大衝擊，使得國內漫畫創作的舞台及意願日漸凋敝 ，如此才造成了讀者喜好的再次轉移，為後來一發不可收拾的盜版盛況種下前因。於是及至民國64年禁令的開放為止，國人的漫畫創作，其實早就處於力不從心、難以對抗外稿的弱勢狀態。由此可見，在這樣的情況下談論自力淘汰外稿的可能，幾乎可說是種不切實際的思考，無異於緣木求魚。
戴厚夫的說法亦然。雖然從現今的角度來看，基於公平貿易的原則，國際間翻譯作品的流通確實是往來互惠，但問題是當年臺灣其實並沒有給予版權合法的保障，因此在國內所翻印販售的日本漫畫，幾乎全數都是未顧及原作者權益的盜版作品。由此可見，以這樣的立場來討論對於原稿母國的經營、顧慮與考量，無非也就更較李懷程的說法來得令人費解了。至於洪炎秋，儘管發言的內容並未偏頗，但所謂的加強審查究竟是審查外稿的什麼部分？加強的程度又該如何落實？追根究柢，卻始終沒有更進一步的交代。即便根據江治華後來的敘述，可以瞭解從嚴審查的目標，主要在於挑出與我國國情相左的部分，將之發還修改 ，但這樣一來，自然也就無怪乎坊間會產生質疑，認為國立編譯館的所謂審查，只不過是在檢視盜版業者有沒有進行內容的微調罷了 。
該次會議的結論，最後決定以口頭勸導的方式，配合審查單位對於國內創作的加強輔導，務求降低市面上外稿漫畫的數量。不過弔詭的是，由於根據江治華其他的談話，可以瞭解對國立編譯館來說，所謂的輔導創作，其實就是引導出版業者製作如同《烽火孤雛淚》、《臥薪嘗膽》、《蔣總統秘錄史畫》、《鄭豐喜的奮鬥故事》、《國民生活須知》等一系列品質優良，但銷售情況卻非常不理想的連環圖畫 ，因此如果真的就此實行，只怕更會使得國人作品的市場競爭力快速萎縮、加速促成日本漫畫在臺灣的流行，完全與控制外稿氾濫、幫助國內漫畫振興的訴求背道而馳。這份決議，後來在另一次的內部會議中，以「不形諸文字，勸導書商依出版三或冊日本稿，必須印行自繪稿件一冊的比例，出版連環圖畫。」的形式拍板定案 。由此可見，儘管江治華所提出的反省無疑相對忠肯，但無論是否有人觀注到問題的核心，主事單位的說詞與最後決策，卻始終都是種無視於漏洞百出的一意孤行，最後終於釀成了外稿凌駕於本土創作的結果。於是至此已能得出一個初步的小結論，那就是：雖然政府不希望漫畫市場就此終結的意圖可能為真，但此間真正的重點，其實並不在於本土創作是否得利。
更精準的說，開放日本漫畫送審的動機，大致只是先前所謂統治者思維的延續。只不過因為同時夾雜了兩種面向的思考和過於嚴重的影響，因此才模糊了坊間的焦點，甚至造成後來的漫畫清潔運動。前述曾經提過，由於民國64年以後，日本漫畫已然可以合法送審，因此盜版漫畫有可能可以通過審查，原則上是一件相當自然的事。因此真正的問題在於為什麼要讓盜版漫畫就地合法，而這個問題如果與統治思維一併綜觀，其實也就不太值得煞費苦思了。首先，一如過去推行「漫畫審查制度」時的考量，政府之所以正式開放日本漫畫送審，原因在於方便管理及監控。有鑑於漫畫是一種無論對成人或青少年，皆擁有其廣大影響力的訊息載體，因此相同於過去介入國內漫畫創作場域的操作，對於以日本作品為上游的另一塊臺灣漫畫場域，統治者的意欲介入，其實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雖然乍看之下，無論民國64年以前或以後，所有想要合法上市的連環漫畫，終究必須一一送審，似乎沒有並什麼特別的改變；但對於出版業者來說，光明正大的經營，卻無疑遠優於處處受限的非法立場。因此，禁令的開放，無形中使得原本地下化作業的盜版體系一一浮上檯面 ，這不但相對強化了統治者對於國內漫畫環境、流通情況的具體掌握能力，同時將國內外稿件一併整合控管的方式，自然也在令日本原書化暗為明的操作中，更加免除了統治者宰制的死角、提高了對於漫畫載體的支配及使用實效。
過去由於日本漫畫的盜版行為在臺灣早已行之有年，因此礙於應用重描手法的盜版方式甚難糾舉，使得統治者與實務上的審查單位，早年往往過於被動，甚至無從瞭解除了重描版本以外，坊間究竟有多少的翻印作品私下流通，更遑論進行必須深入故事系統的思想宰制。所幸，民國47年以後一段長時間的本土漫畫盛況，順勢壓低了這份日本漫畫的存在隱憂，令國民政府得以先行著手本土漫畫的場域介入。不過隨著「漫畫審查制度」意外扼殺了本土漫畫的成長與發展，民國55年以後，自文昌出版社的歇業開始，第一批跳槽、改行、歇筆的漫畫家接踵出現；及至民國60年，因應審查制度而興起的雜誌類期刊，也因為過度密集的商業競爭而逐一停擺。此時本土漫畫家無疑再次失去了創作的空間與自由，被迫重新面對歸附審查與另行謀生的抉擇。於是就在前輩投筆轉行、新人青黃不接的情況之中，本土作品越發無法與盜版的日本漫畫相抗衡，以至於在國人作品直線衰退、蕭條的同時，相對造成了日本漫畫越來越無法忽視的可觀影響。
由此可見，雖然洪德麟在上述引文中的看法所言非虛，但政府之所以關心國內漫畫發展、不希望它就此終結的原因，追根究柢，其實仍舊與當年制訂、推行「漫畫審查制度」的統治思維有關。一方面是藉由就地合法的操作，令國內漫畫場域的宰制死角逐一浮現；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國內漫畫市場的維繫，同時掌握日本漫畫的流通與影響現況，以及再次經由場域介入的操作，又一次依循國人的漫畫喜好，進行思想系統的監控與宰制。這或許正好足以說明為什麼國立編譯館的說法與執行往往漏洞百出、與坊間所以為的問題焦點失之交臂，因為負責決策的團體恰巧是為「連環圖畫審查委員會」 ，而他們與「漫畫審查制度」之間的關係氛圍，其實又與早年「中華文藝協會」與戰鬥文藝運動、文化清潔運動、文化改造運動之間的關聯極其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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