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漫畫審查論‧果篇〉之其三:將本求利,盜版無敵?



● 註:本篇截錄自筆者碩士學位論文─《臺灣漫畫審查現象及其對國內漫畫發展影響之研究》,為免觸法,欲轉引者請詳明出處。



  作為一種出版商業,漫畫出版業者將本求利的經營考量,令後來氾濫成災的盜版行為,有了一個可以稍微供人理解的客觀動機。由於對出版業者來說,與本土漫畫家合作,代表的是出版者必須按件計酬、視情況支付漫畫家相應的稿費,同時在作品的後續處理上,亦得視創作過程的順利與否,隨時注意交稿與送印的銜接;因此在既可以大幅降低成本,並且又能相對提升出版效率的前提之下,只需要購買翻印母本和支付一份翻譯人員薪資的盜版模式,在投資報酬率的斟酌以後,無疑將會成為出版業者在搶攻漫畫市場時的選項之一 。有鑑於當時臺灣不僅國內沒有一套完整的著作權規範,同時在對外關係方面,其實也因沒有參與世界版權協會、並未簽屬國際出版條約 ,因此在不受法理約束的情況之下,儘管盜版行為無疑違反了綜觀上的出版道德、侵害了被盜版者所應當享有的創作權益,但對於當時國內只以翻譯法來管理盜版刊物、國外的原作者近乎於被蒙在鼓裡,欲投訴也於法無據的情況來說,以一種原則上並不抵觸國內法律的賺錢方式為思考,漫畫盜版行為的操作與食髓之味,不啻有其得以登堂入室的客觀成因。

  過去在討論漫畫盜版行為的起因時,最常見的說法,便是漫畫出版業者唯利視圖,為求利益,甚至無視於本土漫畫家的生存與孩童的身心教育,將大量的日本漫畫作品引進本土市場 。從結果來看,這樣的批評是絕對有其道理的。畢竟隨著日本盜版作品的大舉引入,不僅國內漫畫作品的發展空間遭到了分割,同時也由於日本原本的漫畫分級制度,在盜版行為並未有所意識的情況下受到了打亂,因此後來許多攙雜了成人題材的漫畫作品流通市面,確實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只不過,這些卻到底是從盜版漫畫進入國內市場的影響層面來著眼,能不能直接等同於漫畫業者對日本漫畫的偏愛或是對國內作品的成見,其實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如果從出版商業的角度來看,本土作品與盜版漫畫,基本上是兩條並不會互相抵觸的原稿來源。因為業者選稿的依據,往往是當時哪一類作品較為國內讀者所青睞,這樣的觀察將會成為大致出版方針的擬定原則,最後形成對於旗下漫畫連載構成的調整參考。以民國47所創刊、帶起國內漫畫期刊與閱讀風潮的《漫畫大王》週刊為例,儘管其最初所連載的漫畫作品,幾乎大致都是日本漫畫重描以後的產物,但當後來《諸葛四郎》、《小俠龍捲風》聲名大噪,本土作品開始在盛行的風氣中逐漸獲得矚目的時候,《漫畫大王》本來只刊載了一篇國人作品的連載內容,這時也隨之作出了組成的調整。洪德麟在《風城臺灣漫畫五十年》中提道:

   我們可以從《漫畫大王》十七期(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目錄,
   來檢視那時刊登的內容。
   
   目錄上依次是〈諸葛四郎決戰妖蛇黨〉(葉宏甲作品),
   〈小棒球王〉(關谷久作品),〈吸血鬼〉(作者待考),
   〈李小妹〉(上田俊子作品),〈黑鷹少年〉(桑田次郎作品),
   〈小天使〉(作者待考),〈海底人〉(應是手塚治虫的作品),
   〈妖怪人〉(手塚治虫作品)以上的八篇連載,七篇是日本貨。



   一九五九年之後《漫畫大王》也易名為《兒童版漫畫週刊》,
   後又改名為《台灣漫畫週刊》,內容也逐漸加重了台灣漫畫家的作品份量。
   如羅紀相的兒童生活漫畫,山巴的〈台灣民間故事〉,
   葉宏甲也加了一篇〈新編桃太郎〉及卷頭的〈時事新聞漫畫〉,
   而且還多了一篇大陸式的連環圖畫〈花木蘭〉。

   改版後的〈漫畫週刊〉,雖然少了許多日本漫畫,
   但是依然還有〈小棒球王〉(關谷久作品),
   〈少年八義士〉(日本「里見八犬傳」改編,一樣是日本稿,作者不詳),
   〈覆面俠〉(日本原名〈月光假面〉川內康範作、桑田次郎畫),
   〈黑鷹少年〉(桑田次郎作品)。

   一九六0年代起《漫畫大王》幾乎改頭換面,煥然一新。
   登記的台灣作品占了五篇:陳定國的名作〈呂四娘〉,
   葉宏甲的《諸葛四郎》已展開第四戰的〈大破山嶽城〉了,
   林大松的〈俠義黑頭巾〉,簡浩正的〈巾幗英雄沈雲英〉,以及〈一週時事〉。
   
   至一九六一年。陳定國的〈孟麗君〉在年中開始接結束的〈呂四娘〉,
   葉宏甲則以四郎真平第五作〈大戰雙騎士〉上場。
   而劉興欽的〈反共雙槍俠〉接替了林大松,
   林梵的〈一劍旋風〉接替簡浩正的〈民族英雄系列〉。

   一九六二年,陳定國、葉宏甲作品依然在場,
   其他的台灣漫畫家則由陳海虹的〈楓林恩仇〉和黃鶯的〈旋風三號〉接場。
   一九六一年底則有徐麒麟的〈蟲少爺〉上場。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台灣漫畫週刊》上,
   有若冰畫的〈一週時事〉,陳定國的民間故事〈孟麗君〉,
   葉宏甲的驚險漫畫〈龍虎十劍士〉(四郎真平第六作),
   陳海虹的恩怨漫畫〈楓林恩仇〉,徐麒麟的人情漫畫〈蟲少爺〉,
   以及二部日本漫畫:連載了五年多的(至一九六四年停刊止)關谷久〈小棒球王〉
   和石川球太的〈戰國小霸王〉。


  從引文中可以發現,儘管對於當時的漫畫出版業者,國內普遍帶有罔顧本土權利、偏愛盜版利益的觀感,但隨著後來本土創作勢力的崛起、本土作品市場需求的成熟,作為一本廣受國人歡迎的盜版期刊,《漫畫大王》背後的大華出版社,卻也馬上當機立斷,將漫畫作品的連載陣容,做出了順應於國內閱讀環境的改變,甚至是使其凌駕於日本漫畫的連載數量。由此可見,出版業者所真正關心的,其實並不是所連載的原稿究竟來自日本或臺灣。重點是作品必須具備實質的銷售市場,以此為前提,引文中出版業者刊登國人作品的動機,其實與後來盜版作品的引進並無不同。因此,儘管以出版業者為中介,後來臺灣漫畫的市場消長,無疑發生了日系翻印作品充斥、本土作品越發稀少的情況,但此間除了商人將本求利、唯利是圖的因素之外,深一層看,其實多少也反映出了等本土作品在閱讀市場上的需求變化,不能完全歸咎於出版業者。

  在當時,本土漫畫、盜版漫畫與讀者三者之間的關係,其實是相當微妙的。雖然讀者並非特別偏愛日本漫畫,出版業者也並未刻意忽視本土漫畫作品的存在,但在經過了由葉宏甲、陳海虹、陳定國等人所帶起的第一波本土漫畫熱潮以後,儘管民國44年至民國53年被稱為本土漫畫發展的黃金時期 ,然而事實是由同一批漫畫作者所創作出的高同質性作品,此時已無疑正逐漸降低了它對於同一批漫畫讀者的吸引力。於是當時知名漫畫家動輒身兼多本期刊、同時發表多部作品的所謂盛況 ,反過來說,其實也正好凸顯了臺灣漫畫在高潮過後所必然要面對的內在隱憂。再加上當時國人作品的題材,大抵仍舊難以脫離根源於民族傳統的武俠、演義、民間故事,或是以政治、時事為訴求的諷刺類型,因此時間一久,過於雷同的內容創意與作品,自然也就難掩疲態、無法避免讀者重新引頸於日本漫畫的多變內容,進而使得出版業者按圖索驥、務求投消費者之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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