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雖然時代環境的背景，令其同樣應用圖像載體，針對軍閥勢力、列強帝國主義加以抨擊；但以工農為核心的思維，卻導入了強勁的人民意識，使得漫畫圖像的創造及使用，也被納進了階級運動的範疇。這段時間，各省農、工協會等人民組織，紛紛創刊《工人畫報》、《農民畫報》等同類報刊。一方面配合時代風向，延續愛國情操的能量，凝聚民眾爭取權益、自我保衛的情緒；另一方面，更試圖藉由圖像載體的傳播優勢，利用最直接的視覺體驗，廣泛宣傳農工運動的訴求。
豐子愷的出現，為這段時期的漫畫創作，帶來了另一種不同於階級運動的民間個性。1924年，朱自清、俞平伯主編的《我們的七月》，刊登了豐子愷的《人散后，一鈎新月天如水》；及至1926年，《子愷漫畫》問世，豐子愷與「漫畫」一詞的獨到特色，早已透過《文學周報》等管道，在藝文界不脛而走。
就結果來說，曾赴日修習美術與音樂的豐子愷，受日本浮世繪家竹久夢二影響甚深。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日人看待並使用圖像載體的觀念 ── 繪錄浮世，同樣也表現在豐子愷的漫畫作品中。
不同於前述各種畫報、文宣所刊載的內容，豐子愷筆下的畫面，雖然同樣也屬於指涉類圖像，但其所指涉與凸顯的，卻不再只是連串尖銳、激昂的時政、亂象與弊端。取而代之的，是各種來自生活片段的意趣剪影，以及累積了深厚關懷以後，所取現予大眾的人生縮影。這樣的創作特性，正好與同時期的另一名家 ── 黃文農大異其趣。相較於《文農諷刺畫集》中，不斷嘗試揭露各種時局、政爭、民怨的作法；總有兒童身影閃現的《子愷漫畫》，無疑更顯親切、有其令人會心一笑的諧趣。
20~30年代，是我國漫畫發展踩定腳跟、向上攀升的階段。不同於過去所執行的圖像創作，隨著豐子愷作品的知名及流傳，從日本帶回中國的「漫畫」一詞，其定義與概念，逐漸在使用中獲得確立。這樣的基礎，使得一直在進行漫畫創作的圖像能人們，越發瞭解如何定位自己手中的職業及作品；於是，1927年時，丁悚、張光宇、黃文農、魯少飛、葉淺予、張正宇、王敦慶、季小波、張眉蓀、蔡輸丹、胡旭光等十一人，於上海成立了我國第一個民間漫畫團體 ── 漫畫會。目的在於凝聚同好力量，落實漫畫創作的理論及社會功能。
漫畫會的出現，不僅令我國長久以來的散逸於滑稽畫、諷刺畫、丑象畫、幽默畫……等各種概念的漫畫創作能量，有機會透過社群組織的建立，聚合出明確的認知；另一方面，也再次確認了上海地區作為我國圖像及漫畫發展重鎮的意義。自1928年《上海漫畫》的創刊起算，僅上海一地，至30年代為止，就出現了《時代漫畫》、《漫畫生活》、《群眾漫畫》、《現象漫畫》、《中國漫畫》、《漫畫界》、《漫畫世界》、《潑克》、《牛頭漫畫》……等近二十種的漫畫期刊。蓬勃的園地，無疑帶給創作者更多的表現機會。因此，與其互為表裡，張光宇、魯少飛、葉淺予等漫畫會成員，以及陸志庠、華君武、胡考、張諤、蔡若虹等名家，皆躍上了時代的舞台。
其實，上海地區之所以形成漫畫創作的盛況，除了長久以來地緣及文化的累積，更有其連動於時代背景的因素。1931年，日軍進犯瀋陽，造成九一八事變；隔年，淞滬戰役（一二八事件）接續發生，不僅激化了我國人民反日與愛國的情緒，更將戰火燒進了這塊漫畫及圖像資訊的薈萃地。於是，深感國難當前的創作者們，紛紛創作、發表、出刊，積極地以紙筆開火，抨擊日軍侵華的醜惡行徑；也正是因為這般沸騰的輿論，才使得漫畫創作進入了空前的發展，甚至乘上了抗戰的怒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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