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本篇截錄自筆者碩士學位論文─《臺灣漫畫審查現象及其對國內漫畫發展影響之研究》，為免觸法，欲轉引者請詳明出處。
根據歷史，國民政府其實很早就意識到了漫畫的傳播功能。前文曾經提及對日抗戰時的漫畫文宣運用，而當時政戰系統之下所設制的「漫畫宣傳隊」 ，便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說，曾經一度生效過的工具，原則上並不會因為權力系統的更替而遭到遺忘。更何況從抗戰以至遷台，國民政府政治勢力的主要結構其實並未生變，換言之，領導過抗戰、曾將漫畫納為文宣手段、後來甚至更將文宣的運作不力視為內戰敗因的蔣中正，沒有理由突然忘記漫畫作為宣傳工具的實際成效。由此可見，儘管電視與廣播的出現，似乎令漫畫作為文宣方式的效力大打折扣，但事實是傳媒科技的發達，卻不代表漫畫傳媒價值的消失，以及人民都有機會透過新穎的方式獲得資訊。
古采艷認為，相對於積極輔導電子媒體的關愛，國家對漫畫的「不輔導」，令台灣漫畫失去了生存的空間：
國家機器對電子媒體的關懷眼光，至少表現在下面幾方面。
一、廣播：一九四七年，台灣光復不到兩年，
全台灣只有九千七百四十台收音機，
但為了干擾海峽對岸的共黨廣播以及顯示經濟實力，
一九四九年以後政府強化廣播發展，電台數目直線上升。
二、電影：民國五十八年政府便已確立減低電影影片器材進口稅率、
設置電影用電給予代及降低娛樂稅。
三、電視：政府身為電視台大股東，並未分享利潤，
但在一九七四－ 七五年經濟不景氣期間，
反而給電視台廣告以度過難關，論者稱之為「特權」。
又
國家優先輔導「廣播」、「電影」與「電視」等，
最具強大「宣傳」與「教化」效果的電子媒體，
另方面，透過商業電影與電影製作能力，
也可彰顯台灣在國際地位上強大而富足的經濟能力。
基於政府這些「理性」考量，
漫畫被拋棄在文藝政策的邊陲，看不到任何積極輔導措施。
雖然電視、廣播無疑有其強大的媒體價值，同時電影工業也確實可以作為經濟能力的國際表現平台，但如果從一般民眾的角度來看，無論政府如何加強電子媒體的發展，整體而論，其實並不能馬上造成後續影響的深化與普及。有鑑於電子媒體必須以電子設備作為接收訊息的媒介，因此即使收音機可以多人共聽、電視可以全村只買一台，但隨著共用與借用行為的解除，能夠仰賴新興傳媒而獲取資訊的族群，卻仍舊遠少於傳統媒體的使用者。再加上電子媒體面世之初，不但所能承載的資料量有待加強（例如頻道少、播放時間帶不長），同時可供訊息存取的錄音、錄影技術，其實也一概並未普及和發達，因此相較於資訊倏忽即逝、使用行為必須產生一定開銷的電視、電影及廣播，雖然宣傳與教化的效果同樣無遠弗屆，但閱讀取得皆容易、保存溫習都方便的漫畫文本，卻也就因為它圖像載體與紙本形式的良好基礎，而始終有其無可抹滅，甚至令國家機器也有意運用的傳播優勢。
隨著戰鬥文藝方向的確立，其實早從民國40年間開始，國家便已開始了此兩者在實務運用上的結合。《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在描述文化改造運動時提道：
台灣有關方面，或舉辦軍中文化展覽會，
大中小學生反共抗俄漫畫展覽會，以及反共抗俄美術展覽會；
或建造播音網，設立廣播電台、播音站、廣為宣傳；
或創辦反共報紙雜誌，開闢反共文化陣地；
可謂各種宣傳機器一起開動。
陳仲偉亦在《台灣漫畫文化史—從文化史的角度看台灣漫畫的興衰》書中，認為當時國民政府非但並未揚棄對於漫畫的經營，同時以政治及諷刺漫畫為核心，反而策劃了許多關於漫畫的活動：
本書大致上同意古采艷的分析，
但「漫畫」實際上並未真的全部遭國家所排斥，
在50年代與60年代，政府與國軍舉辦了許多漫畫比賽與展覽。
1950年代軍中就有漫畫刊物，
50年代政工幹部學校就已開設漫畫課程。
漫畫受到藝文社群排擠是事實，
不過政府可是不斷地在漫畫上努力耕耘，但只侷限於政治諷刺漫畫。
又
到了60年代，政治反共漫畫的影響力仍舊未減，
但是漫畫活動與出版則有所下降。
在國外漫畫部分，歐美漫畫的訊息仍舊遠多於日本漫畫，
日本漫畫的訊息甚至掛零。
而60年代政治反共漫畫的漫畫的內容與50年代幾忽乎沒有改變，
仍是以國軍為中心，繼續舉辦漫畫展覽與比賽。
另外就是宣傳對岸的暴政，
談到中國大陸都不讓人話政治諷刺漫畫，
或是中國大陸的漫畫家只能在政治壓力下，畫諷刺美國的漫畫。
綜觀陳仲偉與《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的描述，可以發現國民政府其實一直沒有遺忘過漫畫的存在。無論是抗戰或者遷臺以後的政令實施，就因為徹底體認了文宣對於國家機器的重要，所以對於漫畫，政府始終將其牢牢置納為政令傳媒的其中一環。由此可見，後來政戰系統之所以開設漫畫課程、同樣舉辦漫畫展覽與比賽的原因，其實就如同國軍新文藝運動對於戰鬥文藝系統的承接一般，是一種相同性質的概念延伸。主要在於透過「國軍新文藝金像獎」 、「文藝獎章」 等官方鼓勵方式，經由整體的文藝政策思維，令自己得以掌握漫畫的發展，就結果而言，仍舊還是一種以監控意義為出發點的統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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