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漫畫審查論‧源篇〉之其七:漫畫審查與文藝政策。




● 註:本篇截錄自筆者碩士學位論文─《臺灣漫畫審查現象及其對國內漫畫發展影響之研究》,為免觸法,欲轉引者請詳明出處。



  民國38年,國共內戰結束,國民政府播遷臺灣。反省戰敗的原因之後,蔣中正認為當年輸給共產黨的原因,主要在於國民政府宣傳方式的運作出了問題。於是才讓共產主義得以藉由強力的宣導、廣泛的散佈將青年學子收歸旗下、贏取了民心。 民國41年,蔣中正復行視事兩週年。有鑑於臺灣當時政局未穩,再加上二二八事件、外交關係岌岌可危等內外問題,為求改善臺灣整體局勢,因此在慶祝復行視事的集會上,他宣布了往後政府運作的方針。也就是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等四大方面的有效改造,以求作好捲土重來的準備,將臺灣建設為反共復國的復興基地。

  由於蔣中正始終認為國共內戰的敗因,在於沒有徹底掌控文宣的傳播,因此這裡所謂的文化改造,其實大抵就是為了強化過去相對弱勢於共產政權的宣傳系統。從後來政府一系列推動的文藝政策來看,雖說藉著公權力的推動,文化改造施行以後,確實廣收全國各地的團結效果;但從這裡卻也不難發現,政策中原先頗有革新意味的改造一詞,說穿了,也不過就是一個讓整頓行動可以師出有名的說法而已。《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中提到:

   以「明禮尚義,雪恥復國」為口號的所謂「文化改造運動」
   旨在加強反共輿論宣傳,實施「三民主義救國」教育,維護
   傳統文化與道統,修補法共思想體系,重建官方文化的權威
   性格。它的實際面目,不外是國民黨當局所打的一場文宣戰爭。

   利用文化手段,大肆進行反蘇反共的宣傳鼓動,是「文化改
   造運動」的重要任務。蔣介石在對以往失敗教訓的總結中,
   檢討國民黨文化宣導方針佔了很大的比重。他反覆強調,國
   民黨在大陸時期與共產黨的鬥爭中,「宣傳不夠主動而理論
   不夠充實」、「不但不能勝過」、「趕上」共產黨,反而被
   共產黨佔了上風,諸如廣播、電視和書刊,「不是國際主義
   的文學,便是赤色組織的宣傳」 ,以至於共產黨爭取了青年
   和民眾。因此,蔣介石認為在台灣及時地「健全宣傳機構」,
   確定反共宣導政策,開展「肅共宣傳和『三民主義文化運動』」,
   以「爭取人心」,「配合軍事反共進展」 ,是國民黨維持自己在
   台統治的當務之急。於是乎,台灣當局以政工的態度對待文藝,
   掀起了一場舖天蓋地的文宣戰爭。

《中華民國文藝史》也提道:

   當中華民國政府搬遷到臺灣以後,執政黨才深深地體會出文
   藝工作的不可忽視。於是從民國三十九年三月起,中國國民
   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即在政綱中列入文藝工作一項。接著,蔣
   總統復於民國四十二年在手著《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一
   書中,提示「民生主藝社會文藝政策」的重點與方向;對各
   項文藝工作都有極明確的指示,為後來的「戰鬥文藝」運動,
   展開了主導作用。民國四十五年元月,中國國民黨中央遵照
   蔣總統的指示,正式揭櫫了「戰鬥文藝」運動,並由中常委
   會通過了《展開反共文藝工作實施方案》。而這一方案,亦
   可說是中國國民黨文藝政策的始基。

跟隨文宣戰爭起跑的,是政府開始大舉培植旗下的文藝勢力。其用意無需多言,自然是為了將文藝創作用為官方思想的傳佈工具。當時由於反共意識一再受到政府的宣導,因此基於愛國情操,初期的確有許多藝文界與各方人士受到吸引,主動前來投入反共創作的行列。於是隨著國內團結對匪的氣氛逐漸凝聚的,後來被統稱為「戰鬥文藝」的文學類型,也就慢慢在政府勢力的操作中被製造出來。

  「戰鬥文藝」又稱「反共文藝」,簡單來說,其內容最大的重點,便是對於共產政權的全民反動。在反共思想的強力鼓吹之下,戰鬥文藝旗下的文學創作,無論何種體裁,最後終將歸附於三民主義思想的歌頌、本身戰鬥特質的強調、或是對於共產鷹犬的抨擊。而在內戰戰敗、被迫遷臺的陰影仍未消散之際,這類作品推行之初,確實廣泛形成整體社會人心的慷慨團結。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戰鬥文藝的推行,不僅一方面重新整合了反共復國的價值信仰,同時無形當中,更也因為備戰意識的積極產生,而在政局不穩的當口,稍事安頓了原本來自於諸多內憂的紛擾。不過,也由於這樣的創作方式過於制式化,無形中限縮了創作行為自由揮灑的空間,因此當人民愛國意識的熱情不堪再受到無止境虛耗以後,雖然政府仍然不願放棄已經把持的文藝領導地位,但戰鬥文藝此後的發展情勢,卻也已然每下愈況,與社會的質疑聲浪成反比了。

  從整體運動的脈絡來分析,藉由戰鬥文藝的反共之名,尋求對於國內文藝創作與思想教育的徹底掌控,其實才是國民政府之所以推動一系統文藝改造政策的真正用意。重點在於名正言順的介入與宰制文化場域,儘管反共意識的號召並非空穴來風,同時當年國民黨文宣作戰的失敗也不是子虛烏有,但這樣一種看似回應於大環境的政治運作,背後其實隱藏了當權者所刻意安排的佈局。根據《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的記載,民國43年,中國文藝協會通過了「文化清潔運動」的推行。主要目的在於承上級命令,有效查禁「赤色的毒」、「黃色的害」與「黑色的罪」:

   1954年,在國民黨當局的授意下,「中國文藝協會」
   掀起文藝政策的風潮,通過「文化清潔運動」,把
   「戰鬥文藝」推向台灣社會各界。從該年度的文藝活
   動軌跡來看,5月4日,「中國文藝協會」為了貫徹蔣
   介石清除所謂「赤色的毒」、「黃色的害」和「黑色
   的罪」的指示,集合陳紀瀅、王平陵等20人成立了
   「文化清潔運動專門研究小組」,負責研究如何會同
   社會各界開展這項運動。7月26日,陳紀瀅以「某文化
   人士名義」,在 8月7日至8日,陳紀瀅和王藍以正式身
   份代表「中國文藝協會」表明立場,嚴厲斥責「赤、
   黃、黑三害」,宣稱「中國文藝協會」「願接受各界領
   導鞭策,充任先驅」,從而正式揭開了「文化清潔運動」
   的序幕。

《台灣全記錄》也提道:

   中國文藝協會在1950年成立後,便非常注意影響社會風
   氣的作品,曾舉辦24次座談,發表30萬字文章,以實踐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務須剷除赤色的毒與黃
   色的害」之號召。

   所謂三害,指的是:

   (1)赤色的毒:自表面看,赤色宣傳品,在台似已絕跡,
    但它一向詭計多端,迄今未放棄在地下蠢動的邪念,
    乃時常企圖以蒙蔽、欺騙等手段,以達到它出頭露面
    的目的。
   (2)黃色的害:赤毒是烈性的鴆,黃害是慢性的鴉片,
    赤毒酒猛而禍顯,黃害緩而禍深……黃色文藝不僅侮
    辱了文藝與新聞事業,更戕害了青年的鬥志。
   (3)黑色的罪:少數因利忘義的害群之馬,專門刊佈捕風
    捉影、混淆是非、揭人隱私、造謠生事、傷風敗俗的
    文字……以致學校、社會、軍中所授所論,皆系專門
    製造黑暗的「黑色新聞」。

如果「赤、黃、黑三害」分別是指共黨文宣、色情刊物與誹謗黑函,那麼乍看之下,「文化清潔運動」確實有其推動的必要。不過問題或許並沒有如此單純,因為對統治者來說,「赤、黃、黑三害」的掃除過程,其實可以大大帶來鞏固領導中心的效果。由於文藝行為代表的是社會思潮的呈現,是輿論基礎與文化系統的構成核心,因此真正令統治者感興趣的,其實是掌握文藝創作以後,可以進而控制人民發聲的管道。甚至更可以將之逆向操作,使它成為對人民從事思想灌輸的工具,令文藝作品將就此成為統治思維的傳播媒介。由此可見,國民政府當初所發起的「文化清潔運動」,雖然看起來是以「掃除赤、黃、黑三害」為號召,但追根究柢,卻可能更是一場自導自演的木馬屠城記。目的在於創造一個合情合理的理由,令公權力能夠順利進入文藝場域。

  想要掃除「三害」,就必須先分辨哪些文藝作品屬於「三害」;而想要區分出「三害」,就不能不對文藝作品進行全盤的檢視。於是以政令宣導與改善現況(除文化三害)為前提,後來國民政府巧妙配合了戒嚴、反共、除三害等外在氛圍,順理成章推動了文藝作品的內部體檢。這不但使得官方勢力得以深入人民思想、文化與輿論的內在結構,同時整飭行動所帶來的文化場域門戶洞開,自然也就更有利於政府進行文化內容的篩選與淘汰。由此可見,無論是文化改造或是文化清潔,就本質來說,其實都是一種執政者鏟除異己、弭平反對勢力的方式。而對於這段官方勢力自操作、介入、查察、以至完全主導的支配過程,《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中作了相當詳細的記載,茲於下文,將其發生時間與相關事件羅列成表。

(貼不出來啦...... =..=)

  綜觀上表,可以發現如果就時序來看,「戰鬥文藝」、「文化改造運動」與「文化清潔運動」三者之間,其實並非一種層層遞進的延承關係。雖然「文化清潔」的觀念大致可說接續「文化改造」而來,但無論何種與文化有關的政策推展,當時卻無疑都以「戰鬥文藝」的概念為核心,進而相互結構成全面性的潮流。「戰鬥文藝」與其說是一種運動,不如就性質著眼,將其定位為一段環境氛圍的產生過程。其間由政府領頭,輿論、民間文藝團體、官辦民間文藝團體 等群起而簇擁的盛況,在政府以公權力及豐厚獎勵為輔助的操作下,因民族與愛國情操的澎湃而近乎無堅不摧。這不僅從內部貫穿了人民思想方向的構成、植入了統治者所意欲散佈的特定意識,同時也因為介入管道的門戶既開,而令文化場域從內部開始蒙受宰制。

以民國46年,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撤銷為分水嶺,第一階段的戰鬥文藝運動,可算暫時窒礙了腳步。原本中國文藝協會與軍中文藝界雙雙推動戰鬥文藝的均勢在此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軍政系統對政府文藝政策的全盤承接。從結果來說,這項變動大致可以視為過去戰鬥文藝的支脈 - 軍中文藝對於戰鬥文藝系統的接續發展,而及至民國54年第一屆「國軍文藝大會」的召開,這個原先附屬於戰鬥文藝體系的軍中文藝,則獨立形成了所謂的「國軍新文藝運動」。雖然號稱新文藝,不過就內容來看,卻其實並未脫離原先戰鬥文藝的套路。例如民國55年,國民黨第九屆三中全會便發表了〈強化戰鬥文藝領導方案〉;其後第九屆四中全會又接著通過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綱要〉,以繼續提倡戰鬥文藝、輔導各種文藝活動為宗旨,此後諸如「國軍新文藝金像獎」等獎勵政策陸續出籠,顯而易見的是,國民政府仍未放棄對於文化宰制的經營。

  深一層看,國民政府之所以執著於掌握文藝創作,另一個主要的原因,其實並不在於單純的政治、文宣與教化運用。有鑑於掌控文藝的效果,同樣也能發生於監控的操作,因此即便公權力在統治文藝場域以後,並不一定必然積極用作政策宣揚及思想灌輸的工具,但光從抑制反動言論、扼止相左思想的作用來看,卻無疑已令統治者欲得之而後快。隨著現實主義文學觀的興起,民國60年間,鄉土文學論戰大規模爆發。儘管當時國民政府一如往常,仍舊強調本身反共文學、戰鬥文藝的政策主張,但後來由官系團體 - 中華民國青溪新文藝學會所出版的《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卻還是在超過了50篇攻擊鄉土文學的文章之中,不經意透露了統治者意欲捍衛文藝宰制現況的立場。由此可見,無論「赤、黃、黑」三害是否真的氾濫成災;無論鄉土文學是否真有發展成為臺獨意識的可能,但從執政者的角度來說,寧願據而不用、以防反受其害,卻是統治者從文宣及思想操作的層面著眼,對文藝創作所抱持的一貫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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